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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通敌者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元气”说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6-01-06 21:52:47

汪精卫通敌者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元气”说
    而汪精卫这种通敌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孤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用类似的说辞的现象在欧洲几乎同时发生。随着德意法西斯在欧洲侵略范围的扩大,欧洲各国也出现了一些傀儡政权,如法国维希政府(Vichy Regime )斯洛文尼亚的Tiso Regime,等等。在世界各地出现如此之多的为国人所不齿的傀儡政权的确引人深思。据法国近年的研究,在德军占领区,同敌方进行合作的民众范围甚广。以下我将对比中法两国的通敌政权,旨在分析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对通敌者意识形态的影响。
    中国与法国,本是两个地理上相距甚远、历史文化传统相差极大的国家,在二战时,却有一段极为相似的战争经历:被外国侵略者占领、受通敌政权统治、战争胜利、对通敌分子的审判、重述历史。法国和中国的部分领土都曾被外国入侵者控制过较长的一段时期;都曾见证过傀儡政权的建立;而民族国家概念在全球范围的影响都影响到了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对战时异族占领的理解,抵抗派与投敌派意识形态的建立过程,以及战后政府对通敌分子的审判。在这两国,异族的入侵与占领都造成了本国政治上的分裂92,并给民族抵抗运动、政治合法性、国家地位、爱国主义、个人道德等一系列议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使得战后政府与通敌政府给出了对战争、国家这些概念相去甚远的解释。法国与中国并不是二战中仅有的经历过通敌政府统治的两个国家。可以说,通敌是在所有被占领国几乎无法避免的现象。卜正民认为,如果没有通敌合作者,即使是最独裁的、最残忍的外国占领势力也不可能在占领区建立一个可以长久运行的机制。
    在探讨通敌政权时,卜正民使用了“通敌主义的爱国主义((CollaborationistNationalism)"这一词。94中国和法国都经过长时间的外国入侵者的占领,通敌分子都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概念将自己的行为辩解为“保护盾”或“合作的民族主义”。在汪精卫看来,拯救国家不一定要靠国民党重庆政府所主张的那种殊死抵抗,而应该寄希望于“一种合理的和平,,和加入东京宣传的“东亚新秩序”。在他们看来这种政治选择同样符合孙中山的理论,因为孙中山在逝世的前一天还在继续提倡“大亚洲”范围内的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他们长期服务于国民革命和国民政府的资历,汪精卫及其同党认为他们和蒋介石一样有权利决定中国的命运。在汪伪政权意识形态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土地与人民是国家建立的根本,民族抗战应当从保护它们开始。在陈公博的回忆中,汪精卫劝陈公博一起与日谋和时这样说道:“公博,我己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
陈公博在自白书中写道,当时他与汪精卫都认为战争己经失败,而且没有国外势力会援助中国。“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军火同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收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曾任实业部部长的陈认为当时中国国力并不足以抵抗:‘冲国一有战事,衣食均缺,真可不战而屈,这都是我的实业部权职范围,我应该埋头于解决却这些问题。”因此,汪精卫与日议和,“南京以为欲保存中国的元气,争回物资,舍利用参战以外,别无良法。””6如同贝当一样,汪精卫与陈公博更关心的是建设国家甚于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他甚至有更远大的目的:“而且用参战的名义,可以要求收回租界,可以要求撤销治外法权,更希望因此要求政治与军事之自由独立,脱离日本的军事束缚,以待实际的转变。
    不仅是汪政权内部人士,1944年,当时在蒋政府担任要职的胡适在美国与洛威尔谈话中说:“中国在这次战斗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七年半来,还是这个老问题,没有得到多少改善。最近三年里,在盟国的帮助下,我们才稍稍有所改善。我们的敌人从一开始就认为,盟国通过给予中国物质援助的方式不能解决中国的这个问题。9a    无独有偶,“保存民族元气”这一点在维希政府早期,亦为贝当所推崇,是他通敌意识形态的中心思想。后来,在巴黎审判中被升华为“保护盾”思想。叭940年6月20日,贝当宣布了他的目的:“在这些黑暗的岁月里,使法国人存活下来。’,“我并没有离开法国的土地,也不会寄希望于外部。’,“土地是我们的根本,……现在,我们要在死亡的法兰西土地休养生息。他在其他场合多次赞美农民,并认为他们具有各种美德。与汪伪政府相似,他同样认为,拯救国家所依赖的是作为民族实质的土地与人民,而非更加抽象的主权与领土。
    从这一点来看,通敌是一种回应—也许并不是唯一的—是当地人民面对入侵势力时的回应。通敌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差异显著,但是,从战后审判中可以反映出一个普遍的政治道理:“通敌在占领者的意图与被占领者对此意图的理解达成一致时发生”101。在解释沦陷区民众为什么与敌伪协力合作时,台湾学者罗久蓉提出,102在探讨通敌分子生成原因时,不能把行为从情景中抽离,而必须把它放在沦陷时间久暂、各地社会经济生态、权力运作、以及人际关系网等脉络下考量。人格特质、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国家组织等单一因素的解释不足以展现通敌者成因的全貌,主要因为这些解释把通敌分子当成被动者,相对于外界形势,他们只是反应的一方,而忽略了人在面临重大改变时与情景的互动关系。当从中、法通敌者自身出发时,可以看到中、法通敌者的意识形态与言论都受到“国家民族,这一全球化议题的强烈影响,这一论断赋予战争与占领新的意义,并为其提供了一个普遍政治正确性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使这两国的通敌者关注对“民族元气”的重视,这些国家基本元素是在民族危亡之际需要被保护的。
    法国与中国通敌者意识形态中的相似性包含一个更重要的问题,Philippe Burrin将其描述为“接受失败的现实与民族改革之间的联系’。103在1940年左右,他们都倾向于认为国内的战争将是无法挽回的失败。
    在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军队并非完全孤立无援,它能够得到多少援助,深深地影响着国民党对日斗争的特点。战争一开始,蒋介石便对外国援助和调停寄予厚望。西方民主国家也的确同情中国人民反对野蛮侵略的斗争,只是,他们的同情在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转化成实际的物质援助。104在1940年前,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中日战争将被纳入到一个更广阔的区域背景之下。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艳电》中寻求对日和平,他特别地提到:“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los伪国民政府宣布,他们已经与日本人达成了和平协定,并将定都南京,以保护民族和人民;而撤退至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并不在保护之列。同时,汪精卫宣布,他的任务是保护被蒋介石抛弃的国土,并且与日本人谈判以达成和平协议。
而“振兴中华”显然是汪伪政权更为关注的(至少在形式上)。在1940年“还都”时,“心里蕴着无限的悲感、无尽的自省和自责”的陈公博向沦陷区人民发表了一番“立国”与“立人”的广播。106在广播中,陈公博认为,亡国的原因在于“政治腐化”与“社会堕落”,并引用四书中的一段话来佐证:“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伐之。107在还都两周年纪念日的广播中,他在发表了一番老生常谈的和平言论之后,再次呼吁:“我们要建国,我们须得决心做人与做事。”‘。“同国民党一样,汪伪政权对青年特别地重视,在他们看来,青年是民族的未来,是振兴民族的根本。曾任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的林柏生将建国、复兴民族的希望寄予青年身上。
    贝当并不想法国长期被德军占据,他所期待的迅速是结束敌对状态,从而使更为迫切的“民族的新生”得以实现,他认为这是在战争失败、民族危亡之际唯一的挽救措施。从战争一开始,法国的危机便爆发了,法国人无法阻止德国军队对法国北部广大领土的占领。事实上,很多法国人认为这表明了法兰西民族的软弱,并引起了一场如何使祖国更加强大的讨论’10。维希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反对资本主义和大工业。在贝当看来,民族的软弱在于经济的脆弱与军事上的准备不足,以及由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带来的普遍的精神的堕落。他同时认为,“这场危机使得法国人民认识到,为了拯救患病的祖国,改革迫在眉睫。”他相信,一场全民族的彻底的革新比维护主权国家的领土更为重要。他企图重建法国社会与民族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将身陷危机的法国拯救出来。
    综上所述,中、法通敌者的意识形态与言论都受到“国家民族”这一全球化议题的强烈影响,这一论断赋予战争与占领新的意义,并为其提供了一个普遍的、全球性的理论框架。虽然不同的通敌政权运用了各自独特的修辞与语言以使得“民族元气”的概念符合本国的政治与文化,但这个框架使这两国的通敌者都关注对这些国家基本元素的保护。112贝当的信念是一个“永恒的法兰西”,它依赖的是保守的、田园式的天主教传统,它的理想是小型的家庭企业,号召回到土地去,因为“土地不会说谎”,它吹捧农民,认为他们生来就具有一切美德113;汪伪政府则企图建立工业化的、能够自给自足的国家经济。' laMargheritaZanasi认为,中、法通敌政权关注土地与人民,显示出他们本地化的“内部的”民族视角(internal view of nationhood ),这种视角与蒋介石和戴高乐的“外部视角”external view)相反。”’蒋介石与戴高乐是在被占领区域之外来发动战争的,这种“外部视角”使得抵抗分子对土地与人民的关注与通敌分子的视角是不一致的。在通敌分子的意识形态中,土地与人民是民族国家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戴高乐与蒋介石则被指责为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抛弃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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