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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开i}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6-10-29 21:47:13

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开i}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重庆市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刑适用的情况分析,我们看到2002-2011年,对未成年人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仅占总数的10%左右,绝大部分未成年人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缓刑、管制、罚金等轻刑,但在这90%的轻刑中,非监禁刑适用率14最低仅为23. O1%,最高为43. O1%。可见,尽管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刑适用率总体说来有所上升,但在可以适用非监禁刑刑种和刑期的犯罪中,实际适用比重并不高,更多的适用了短期自由刑这一最不利于未成年人改造的刑罚。然而,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刑罚制度己经从以自由刑为中心转向了以非监禁刑为中心,非监禁刑己经成为刑罚发展的国际潮流和趋势。‘与例如,德国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只要刑期不高于德法刑法典规定的可以适用缓刑的最高自由刑2年,大多都会得到缓刑处遇,只有占被判决和制裁总数6%的未成年犯被关押在少年监狱。‘6美国最终在监狱中服刑的少年犯也不到被判刑的少年犯总数的10%0"我国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适用情况却不容乐观。
    特别是在将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适用率与成年人职务犯罪非监禁适用率作比时,我们发现在短期自由刑中职务犯罪案件非监禁刑适用率在80%左右浮动,最高可达90%,减轻一档处罚宣告缓刑的不胜枚举,甚至减轻两档处罚宣告缓刑的也不鲜见。而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适用率多在30%左右徘徊,2011年最高也仅为43. O1%。前者该严,后者当宽,然而这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最终量刑反映出来结果竟是如此大相径庭。
    可见,尽管多年来未成年审判工作的开展是如何的声势浩大,各种各样的调研、庭审模式的改革、庭审教育的创新、人格调查的开展、社区矫正的接轨等等,都仅仅是一种表象,是走向“罚惩为辅、教育为主”目的的路径而己,但我们却停留在此,没有真正落实到量刑这一从宽、从轻的实质上来。司法中对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适用的条件把握还过于严格,这与我们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宗旨相去甚远,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刑事审判中对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刑的司法理念、制度设置、司法操作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非监禁刑的适用效果也不尽如人意,这些因素干扰甚至抑制了非监禁刑在司法中的有效适用。
(一)司法理念上存在的问题
    法官受重刑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偏重于监禁刑的适用,过多考虑公、检、法、司部门之间的关系,担心被害人强硬态度引发信访,种种案外因素的束缚使得法官在适用非监禁刑时瞻前顾后、裹足不前,不能大胆适用非监禁刑,以致于尽管近年来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非监禁刑的适用比例不断攀升,但以监禁刑为中心的刑罚结构仍未得以改变。
重刑主义传统思想依旧影响着司法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以惩罚为主的重刑主义刑罚观有着深厚的公众基础,人们把死刑以及惩罚性、严厉性仅次于死刑的监禁刑当做对付犯罪问题的首选措施,而认为非监禁刑的惩罚性、严厉性都太轻,不足以达到威慑犯罪人和降低犯罪的目的。人们己经习惯了把不安全、不稳定的犯人装进“保险箱”一一监狱里。‘8建国以来又经历了四次“严打”风暴,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严惩犯罪、保护人民的作用,但进一步加深了“重打击、轻防范”的刑罚观念,成为制约非监禁刑使用的重要主观因素。可以说,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审判领域,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结构未能得到改变,因此,以全球的眼光看,我国刑罚体系仍属于重刑结构,甚至可以说是超重刑的刑罚结构。‘9刑事法官形成了严厉打击、从严惩处犯罪的重刑主义观念,惩罚犯罪时偏重选择监禁刑。即使是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也认为适用非监禁刑容易放纵犯罪,难以得到有效监管和矫治,甚至还将判处非监禁刑与融通关系、枉法裁判的腐败现象联系在一起。在重刑主义传统思想影响下,非监禁刑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2.过多考虑公检法三家的配合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似乎存在着一种重视相互配合、尽量不相互制约的倾向,而互相配合的重要内容就是联合起来对犯罪嫌疑人判处重刑,将犯罪嫌疑人送进监狱。20法官即使认识到非监禁刑的社会价值,但对自己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关系的不适当考虑,容易在具体适用时心存顾虑,担心导致检察机关抗诉等后果,影响法官的业绩,故而宁可判处短期监禁刑也不愿适用非监禁刑,导致对部分本应适用非监禁刑的被告人未能依法适用。
3.过度强调被害方情绪
    法官办案时不仅仅要考虑法律效果,还要顾虑社会效果、政治效果,不仅要考虑量刑对被告人是否适当,还要平衡能否抚平被害人的内心。一旦被害方不服,被害人及其家属严惩被告人的态度强硬,四处上访告状使得案件成为一个信访案件,在维稳大势下,承办人乃至承办法院都难以推托责任。如穆某故意杀人一案,由于被害方家属在一审中不断上访,四处向领导写反映信,反映承办法官有意轻判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与被告方家属有不正当来往,案件处理不公等等问题,最终该案不得不考虑到被害方的态度,顶格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
(二)制度设置上存在的问题
    立法对未成年人可以适用的非监禁刑刑种设置过于单一,导致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可选择适用的非监禁刑种类少,对管制刑、罚金刑的设置又存在不合理之处,这些立法设置的先天不足造成非监禁刑适用的类型样态中,缓刑占据主导地位,管制和罚金刑的适用极少,从而制约了非监禁刑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适用。
    1.未成年人可适用的非监禁刑设置单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刑罚的立法改革一直关注不够,刑罚的改革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尤其与现代刑罚的非监禁化趋势不相适应。2‘我国的刑罚结构是以死刑和监禁刑为主导,非监禁刑在法律规范中处于从属、辅助、次要的地位,属于重刑结构。而且,我国并无针对未成年人特有的刑罚体系,与成年人采用同一标准,未体现出未成年人利益特殊保护的原则,不仅如此,反而使得未成年人可适用的非监禁刑刑种较成年人更狭窄。
      2.管制刑执行难造成刑罚空置现状。管制刑是我国五种主刑中的唯一一种非监禁刑,但仅十分之一的刑法条文设置了管制刑,且该刑罚在实践中执行内容空洞、约束力弱、执行效果不明显,理论界关于管制刑存废的争论不断,实践中各地法院也基本不愿适用该刑种,适用率极低,实质上己被束之高阁,仅仅是形式上的存在。管制刑客观上形同虚设,有统计称,在审判实践中,适用管制刑的案件极少,个别法院自刑法生效以来就从未适用过管制刑。
      3.罚金刑合理性争议大适用率低。罚金刑是剥夺犯罪分子金钱的一种刑罚,较之自由刑具有独特的改造功能和威慑力,但是,由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财产状况以及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的特殊性,学界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批判、否定之声不断。主要理由有:一是罚金作为一种刑罚,应当并且只能由犯罪人承担,而对未成年人判处罚金刑,由于未成年人一般无经济收入和个人财产,导致由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或亲属代为缴纳,违背罪责自负原则,对未成年人没有惩戒效果,不符合刑罚的教育理念;二是罚金刑执行率极低。我国罚金刑的执行情况不容乐观,罚金刑的执结率低于1%,高达90%的判处罚金刑的案件最终中止执行,“空判”现象极为严峻23;三是诱导未成年人形成错误价值观。未成年人正处于青春期,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逐渐形成,适用罚金刑可能使未成年犯罪产生钱可买刑、金钱至上的错误观念,诱导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法律观念和社会评价体系。24法院在判决时囿于罚金刑执行难、缺少后续帮教措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治收效甚微、理论界对罚金刑的质疑、免受“花钱买刑”嫌疑等原因,对未成年人适用单处罚金的判决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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